长期以来,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形象的描述和反映,大都以风花雪月或奢靡享乐、冒险暴发或巧取豪夺为主。生活上的纸醉金迷,意识上的浮华挥霍,环境上的灯红酒绿,似乎成了对旧上海历史形态特征和社会风貌范式的基本评判与常态描述。诚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或多或少存在着上述情况,但这仅仅是一个侧面、一种倾向,并不能代表这座城市的主体精神和主流气质。
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如果那时的上海真是这么的风花雪月,这么的骄奢淫逸,这么的缺乏底气,那么,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崛起于东方,成为中国现代金融、商贸、工业、文化、艺术的中心和重镇,成为可以和巴黎、伦敦、纽约相比且毫不逊色的国际大都市。因此,深入追溯上海历史的底蕴,客观评述上海的发展内涵和城市风貌,重新确认和价值再现一座城市的文明渊薮和精神本质,是近现代史视野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上海开城之本:三种突出的优势
作为中国近代史意义上最先成熟的城市,上海具有鲜明的城市主体精神:东西交汇、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由此,也就有了精神取向上的先进性和文化观念上的前卫性,拥有三种突出的优势,即都市经济发展优势、都市文化中心优势、都市社会意识优势。
这一时期的上海,是全国重要的思想库和文化源,云集了一大批思想精英,如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马寅初、陈望道、茅盾等人。而在金融、工业、商贸、出版等方面,上海更是一个现代都会和经济中心,涌现了如李平书、张静江、刘鸿生、荣宗敬、史量才、王云五等巨子。在此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城市风骨与气度,是上海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现代城市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基因。
上海兴城之根:物质文明化和精神主体化
经过开埠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海的城市风范呈现出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化和精神主体化,海派文化艺术大系统逐渐孕育成熟起来。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吴永刚、蔡楚生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派话剧等,在当时均独树一帜、成就卓然,且形成了系统的文化产业链。与此同时,海派金融、建筑、餐饮、服饰等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印证了上海的原创能力和开拓实力。
城市的性格需要历史的磨合和几代人的努力,具有长期延续性和不可替代性。上海的城市性格为这座大都会留下了不少经典的历史场景。如汇丰银行考究精致的仿希腊风格的装饰,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一个建筑”。如当时上海的一些书画家、收藏家定期举行雅聚,切磋艺术,释疑解难,坦诚相见,展示了一种良好的文化人格和艺术氛围。然而,切莫以为上海城市生活的精致化会侵蚀其风骨。当面临外敌时,上海人民同仇敌忾、坚强不屈,承受了残酷的炮火洗礼,他们与保家卫国的军人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抗击入侵者,体现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浩然的民族正气,展示了英雄城市的本色。
上海立城之基:世界意识和国际心态
上海都市化的发展现状和经济化的物质成就,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互补和海内外移民的共同努力。因此,对于那些参与上海开发、建设的外国移民和侨民的辛劳付出,我们不能轻易加以否定。
上海的发展根植于华夏文化,因而比较注重人文道德关怀,最典型的就是二战期间对犹太难民的保护。上海不仅先后接纳了多批犹太难民,并给予他们以情感抚慰和生活帮助。而此时的上海自己也处于外敌入侵的“国难”之中。这种接纳与援救显得尤为可贵。又如,朝鲜沦为殖民地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设在上海,他们所从事的救亡活动,得到了上海有识之士的支持。这些都展示了上海的国际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上海式的“硬气”与“博爱”。
过多地渲染上海的“风花雪月”,过分地展示上海的奢靡浮华,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怀旧情调的变异和小资意识的代偿,是偏执的情绪渲染。当前,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老上海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客观评述,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