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如此，一城、一区也是如此。而城市的“腹中诗书”，便是生活在其中的文化人、艺术家。他们的创造、典故和回忆，或构建或延存着某一地域的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渐渐地，该地的“气质”得以显露和长存。
而这也是《卢湾报》发现的“秘密”。曾生活在此或正工作生活在此的知名人士、著名作家、资深报人纷纷在其副刊《新天地》上回忆、记述这一地区传奇的人文故事与和谐的时代故事，并最终辑成《携手风景》。沿着这些回忆和故事，“卢湾气质”终为故人重温、今人新识。
“鲁迅小路”
有一段时间，每有朋友问起孙颙，“在哪里上班”，孙颙总是笑笑答，“在鲁迅小路呢！”朋友自然睁圆了双目，惊诧不已。在上海地图中，鲁迅公园是大家熟悉的，鲁迅小路，则闻所未闻。其实，孙颙说的是文化广场附近那条四百多米长、安静而优雅的绍兴路。
绍兴是鲁迅先生的故乡，走在绍兴路上，想起这位20世纪的伟人，是很自然的事情。几十年来，每天，在小街绿阴下匆忙行走的，有众多鲁迅事业的后来者，从白发苍苍到秀发飘飘，有三到四代的文化人、出版人在此奔忙。
1985年起在绍兴路西头74号小楼里，孙颙自丁景唐手中接过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责任。也正是从他那里，孙颙知道了绍兴路上的许多文化典故，并进而向大家娓娓道来：绍兴路7号那幢楼，鲁迅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曾在此办过木刻艺术展，现代若干影响很大的木刻作品，最早是在这里露面；楼顶部原来还有圆形的剧场，抗日救亡的烽火中，上海的文艺家们在此排演过黄河大合唱。至于绍兴路上著名的出版单位，像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等，与鲁迅、巴金等开辟的现代文学出版事业，则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关系。
中午，到绍兴路上散步，常看到充满活力的青年编辑们欢声笑语地走过。安宁的小路上，除了原先的出版单位，新型的画廊和书店也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的先行者，就是在沪上挺有名气的汉源书屋了。最近，街边又有不少新开的精致的咖啡店，似乎颇具欧洲风情，则最适合年轻的作家与编辑们坐下来侃侃而谈。
梧桐无语思南路
在程乃珊的眼里，思南路是林徽因，不是张爱玲，焕发的是低调的雍容而不是华丽过后的苍凉。
思南路原名马斯南路（Massenet.Rue），始筑于1912年。该年8月13日，法国一名著名音乐家
Massenet在巴黎去世。为纪念他，法租界公董事局就将此路命名为Massenet.Rue。
旧法租界以重庆路为界，路东以华人住户为主，路西因密度低、环境优雅而租金昂贵，故以外侨为多。唯马斯南路是例外，清一色的华人住户。思南路南昌路口为当年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住宅，与之相近的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住宅，还有人称“糖果大王”的RCA（天明）糖果厂老板应家，著名画家陈逸飞的老师孟光也住在这条路上……
思南路上无马勒公寓、绿房子这样的豪宅，最经典的当为由比利时义品洋行出资兴建的义品村，弄内14幢统一南欧式风情格局各拥有四百平米花园的小洋房，屋主都为非富则贵的风云人物。众所周知的有周公馆，梅兰芳故居，冯玉祥的秘书、大律师薛笃弼故居。“文革”始，这里成为七十二家房客，现为保护历史原貌，住户已几近全部迁走，一些大门上的牛奶箱、信箱还残留着，物是人非却无苍凉之感，反觉事荣物枯，原是有序。
思南路路上的启秀中学前身为法国天主教会于1906年办的著名的启秀女中。她没有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校的贵族化，却以教学严谨、校风纯正而闻名沪上女学。与启秀中学咫尺相近，是原震旦男子大学后门，法兰西之风吹熏下的当年青春酷男，偏喜欢在后门出入。“主要是马斯南路有情调，是出名的LOVELANE……”一位男震旦老校友口吐真言。
此风一直延续至男震旦改为第二医学院。而今，梧桐无语，伸向路中的茂密枝叶，过滤了层层恩怨得失，洒入一片跳跃欢快的阳光，一群骑自行车的中学生沐浴其中，嬉笑而过。
复兴公园
孙甘露在他的随笔中饶有兴味地回忆到，年少时，复兴公园和西区的其他一些娱乐地标一样，意味着上海市民殷实生活的某种心理依赖……时光流转，偶然在园中穿行，那些零散的片断观察，还是踊跃地唤起他的联想。
那几处在夜晚耀人眼目的场所，在阳光下，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遮掩起来。马恩雕像在参天绿阴的环绕下，予人更多友谊的追思；身后的儿童乐园照例传来阵阵嬉闹声，草地因锄草机的工作散发出更强烈的清香。午后的公园容易助长某些人懒散、爱遐想、沉溺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小细节的毛病：倾心于自然平凡的事物，安宁是否如期而至？在闲暇荣升为奢侈品的今天，休憩已经变成难得的盛宴。
回溯的话，上世纪初，这块农田曾经被租借作为法国兵营，如今那些夜晚的饮酒者，也许还会于不经意间闻到士兵小心藏匿的白兰地的香味。
这白天的宁静和夜晚的放纵亲密共存的园子，表现了法国古典园林规整的中轴线，雍容的沉床花坛，茂盛的梧桐、椴树和枫香，兼具中国园林风格的山石溪瀑曲径小亭。而最终，是时光以人们难以触抚的肌体从园林间泰然穿梭，从园林工匠的指间流逝，以人们难以企及的姿态呈现于世。
陈村：雁荡路步行
我的身份证上，至今是雁荡路的地址。
如果要当一个“上海人”，最好在这样的老房子里住一住。早上，有人叫卖蔬菜，后来叫卖酒酿或小馄饨。
我这房子在“元昌里”，是所谓的“石库门”。这房子造了约有70年。当年这里的地皮已珍贵，两排房子的间距小小的。当年的工艺很朴素，黏合剂是泥巴，将砖头叠起来，居然这么多年不歪不倒。清水的红砖墙面，砌得平平整整。这条弄堂住过毛彦文小姐，吴宓先生当年的意中人，他在日记中写着来找她。附近，有“渔阳里”的共青团圣地。
雁荡路很短，往南走，是复兴公园，往北，是淮海中路。路口是有名的妇女用品商店。还有全国土产商店，那里有许多好东西，好味道。买酱菜的柜台前永远站着顾客。那里的酱菜真多啊！它土里土气地在这洋里洋气的淮海路上一站几十年。
雁荡路上的店，除了理发店，都做不好，走在淮海路上的小姑娘不弯进来。后来成了步行街，人气好多了……我想到它，会想到每天的中午，居民无师自通地搬出门板搭成台子，上面摆放着种种家常菜。周围领子发白的小姐先生都过来了，味道不错。我举着一只大大的望远镜在三楼的窗口张望，对女儿说，你下去，买这个那个，你爱吃什么买什么。在这里住着，有一点小钱就能觉得很滋润。
在国泰———
秦怡：再现青春年华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泰大戏院。当时，在法租界开了这么一家电影院是很轰动的。这个影院建造得很有特点，内部装修也很讲究，给我的印象就是辉煌得很。
国泰的艺术氛围很浓，影院内外布置着经典的电影海报，记忆中还是最早挂电影明星艺术照片的影院，好像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国泰就在观众大堂内挂出了赵丹、上官云珠、王丹凤还有我等同行们的照片。我的那张半身照至今还记得满清楚，样子很老实，没什么头饰，头发往后束着，在发梢处略微烫卷了一些，穿一件咖啡色的西装……
如今回头想想，我的青春年华“挂”在了国泰。
史蜀君的“第一束鲜花”
1983年，我执导的首部故事片《女大学生宿舍》拍摄完成。听领导说：首映式将放在位于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举行，我听后非常激动。因为“国泰”是卢湾区历史悠久的资深影院，她那里放映的影片都是最新、最好并且有一定水准的，她的建筑风格独特鲜明，还位于上海最时尚的高档区域，尽显一派贵族风范，是电影的神圣殿堂。
记得那天电影放完，灯光大亮，一片掌声响彻大厅，我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就是在这一片掌声中兴高采烈地登上舞台与观众见面的。一位女大学生模样的观众还送我一束鲜花……我第一次亲身真切地感受到电影作品被观众认可、受大家欢迎所带来的无比激动之情，我赢得了一片掌声，获得了第一束鲜花……
秦绿枝：往事并不依稀
不止是我，大概我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的文化生活多数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淮海中路上的电影院，东边一点的是巴黎电影院（后改名“淮海”），二轮的，票价便宜些，适合学生的消费。再过去，走到茂名路（旧名迈尔西爱路）口，便是“国泰”，首轮的。
“国泰”因为离家近，去的次数多一些。经常是吃过晚饭与朋友荡马路，荡呀荡的荡到“国泰”一看门口的海报，又换了新片子，即时来兴，“进去看看吧”。
一般是当天的第四场，陆续而来的观众不少，但是不很挤，票子总能买得到。走进大门两旁任何一个售票窗口，售票小姐的台前摊着一张空白的座位图，你选中哪个座位，她随即用红笔将空格子涂掉。
那时“国泰”的领票员都是年轻漂亮的俄国女郎，穿着绿色的制服，不是超短裙，但都在膝盖以上。令人不禁想起有家外国杂志上的一幅漫画：电影已经开场了，灯光黑了，一位领票员打着手电筒，照着地上，领着一位绅士进场。但那绅士眼睛突出，只盯着领票小姐的一双玉腿……
有一段时间去“国泰”，却不是看电影，而是去“打弹子”的。因为“国泰”的三楼是弹子房。“弹子”即现在的“桌球”。那里有“Marker”（女记分员）陪打。她们的技术都不错。
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并不依稀，只是旧情难续。如今的“国泰”出现新的辉煌，但我只能望而生羡了。
淳子：临街的窗口
我们家的那栋房子，据说以前是法国神甫住的。
童年的黄昏，站在三楼的窗口，看母亲从瑞金二路（从前名金神甫路）转弯，经过一家储蓄所，一个鞋摊，朝这边走来。母亲走在浓密的梧桐树下，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零零落落地落在她的身上，仿佛穿了一件碎花的旗袍。
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见原来的京剧院。解放前这里是法国警察俱乐部，灰纹大理石双向楼梯上，有铸铁镂花扶手。到了周末，女人的裙裾，男人的皮靴，淑女绅士，浅笑轻啜，不一而足。
临街的窗口，一株梧桐树，枝繁叶茂。初春忘了剪枝，夏天里，树枝就伸进窗子里面来了。
我喜欢在窗口看野眼。“文革”的时候，京剧大师周信芳戴了墨镜，坐在三轮车上。车子到了剧院门口，他被人拉下来，头上扣了痰盂去游街。
那时，在我家的这个窗口，还见过后来做了曹禺夫人的李玉茹在街上走，居然还摆着青衣的身段。他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京剧院学馆里几个反叛的男生，他们嘴里喊：“打倒才子佳人！”李玉茹头也不回，冷冷的，走得更加坚决，眼角偶尔一扫，还是带出些风情。记得，那时的日子过得很慢。
管继平说丰子恺“日月楼”
陕西南路在接近长乐路时，有几排西班牙式的住宅弄堂映入眼帘，这就是“长乐村”。每每瞥见它，我就会想起丰子恺。每次经过，我都会放慢速度，期待着一种与大师邂逅的幻觉。
丰子恺是一位开朗随缘、豁达善良的人，1954年9月迁居至此。据说此地原属德国侨民的乡村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归法租界管辖，名为凡尔登花园。丰子恺居住的是靠近路边的一幢：39弄93号。从建筑外观看，这几排西式里弄的格局，似乎依稀流露当年的情景，院子里花木扶疏，环境幽然。丰子恺的书房在二楼的南窗内，白天可坐拥阳光，夜晚则穿牖望月，所以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日月楼。后来，著名学者马一浮还专门为他的日月楼写了一副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曾经对人生有过非常精妙的“三层楼”之析，他说人生好比爬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艺术），第三层才是灵魂生活（宗教）。一般的懒得爬楼的人，就住在一层，享受锦衣玉食，孝子慈孙，也就满足了；脚力好的，会爬到二层楼去玩玩；再不满足，就要登上三层楼探示人生之究竟了。而他本人“脚力”差些，故惭愧地停在了二层楼，有时只是想上三层楼望望而已。93号的日月楼果然也是在二楼上。
